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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绘制文学的地图

时间:2018-07-09 16:28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我的网站
文学;语言;地图;文化;自然地理

  我们需要重新绘制一张文学或者艺术的地图,这个地图和自然地理图、经济地理或者人文地理图,并不完全重合。文学创作是从自己心灵中出发 ,到读者的心灵里去 。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,不是地理学的概念。它们可以很临近也可以很遥远 。

  在文化领域当中要少一点患得患失 ,要肯冒险 ,敢于探索。文学探索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语言探索 。边疆地区这么多独特的语言基因,往往不能转化到规范的中文当中。结果就是被中文规范掉,丧失掉语言价值。将独特的语言基因转移到汉语当中来,这中间存在着边缘语言与中心语言的博弈 。

  张 柠:边缘与中心这种二元关系,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关系。何为“中心” ?何为“边缘” ?从纯粹自然地理的角度来说 ,世界是无所谓中心的。一切“有情众生”都是平等的,这座山,那片水,每一个地方和每一种事物都可以是中心 ,但也都不是中心。有了人类活动以后 ,中心就开始出现了,每个有人类经济活动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中心 。还有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“中心” 。比如 ,大学集中的地方 ,就是教育中心;官员集中的地方,就是政治中心;还有 ,房子很高、街道很多、商品集中、物品丰盛 ,那就是大都市,或者叫中心城市 。在中国,真正的中心只有一个 ,那就是北京。它是政治、文化、国际交流和科技创新的中心。

  “文学中心”无疑不是自然地理概念 ,也不是经济地理概念,也不是人文地理概念。“文学中心”在哪儿呢?如果我说文学创作就是讲故事 ,那么 ,北京人和上海人就一定会讲故事吗?丽江人 、大理人 、西双版纳人 、西藏人就不会讲故事吗?我还可以说 ,文学就是抒情 ,比如写诗 。难道只有中心城市的人才会抒情 ?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区人就不会抒情吗 ?诗的中心在哪里呢 ?这也是值得讨论的 。如果我说“文学中心”在北京,那么,阿来、贾平凹、陈忠实就是文学边缘吗?看来我们需要重新绘制一张文学或者艺术的地图 ,这个地图和自然地理图 ,经济地理或者人文地理图,并不完全重合  。那么 ,“文学中心”应该是个什么样子?它究竟在哪里?怎么样才能成为“文学中心”,都是可以重新讨论的 。

  阿 来:最近我去了一趟捷克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,捷克不是一个国家,只是一个民族,那个时候它属于一个更大的帝国 ,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。如果要从边疆的概念看,奥匈帝国的中心在维也纳。捷克布拉格这样的地方,可以说是某种边疆了。这个时候,捷克民族当中特别富有才华的一些人开始走上世界文坛 ,写《好兵帅克》的哈谢克就是其中之一。《好兵帅克》用一种比较荒诞的、讽刺的笔墨来写战争 ,这样的作品,让当时尚未成为国家的捷克,创造出一个文学的、文化的高峰 ,而且这个高峰不是短时期的,一直持续到现在 。就因为这样的文学巨匠,当然后来陆续还有别的艺术家,包括卡夫卡,使布拉格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城市,直到它成为独立出来的捷克的首都 。也就是说,当捷克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时候 ,它就已经创造了一种文化,赋予了捷克一种民族精神,同时它又有非常普遍的世界意义 。

  当我自己开始写作的时候 ,首先看见我周边有很多爱好文学的人,即便是身处最边缘的地区,也有歌唱的愿望,也有抒发的愿望。我们对种种人生境遇与自然之间的交替深有感触。但因为没有既定的文学传统和文学标准,你会感觉好像是在一个荒野当中开始写作 。这就是某种边疆写作的形态 。有没有可能找到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,以至于通过自己的书写,在这个地方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文学传统?这是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我们必须要注意的问题。

  我刚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 ,我周边也有很多写作的人,他们只看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。但我不喜欢了解近处的人在干什么,我想看看远处的人在干什么。民国时期有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,叫欧文·拉铁摩尔,后来他转向学术研究。他发明了一个概念,叫做“内亚边疆”,他认为在亚洲内部、中国内部,除了国家边界以外,还有很多文化的边界 ,形成了既互相独立又互相交融、互相影响的文化区域。他把这些交界区域叫做内部亚洲的文化边疆,简称文化边疆。他认为要真正观察中国,不是掉书袋、不是做典籍、不是做训诂 ,而是要去考察这些内亚边疆地带交织的文化生活、社会变迁。

  这个理论让我深有启发,帮助我树立了信心。只是按照中心地带的文学杂志,来揣摩北京流行什么、上海的批评家喜欢什么,恐怕我们这些地理边缘的作家永远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。我们要说的是入心的话 、过脑子的话 、过情感的话 ,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树立的文学标准。我们这些地方具备出现好文学的条件 ,如果还没有出现 ,说明我们努力不够。或者用今天的话讲,是不是文学自信不够?文化自信不够?如果有足够的自信,我觉得西藏、丽江这样的边缘地方有可能成为中心 。我对中心的理解就是,什么地方发出声音了 ,它就有可能成为中心。

  张 柠:阿来的意思是说,他的文学创作 ,并不是向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看齐,而是从自己心灵中出发 ,到读者的心灵里去。心与心之间的距离,不是地理学的概念。它们可以很临近也可以很遥远 。

  文化持续生长和发育到一定程度,就会出现秩序和等级。当这种秩序和等级趋向于稳定的时候,这种文化本身才开始变得稳定和强大起来。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,那就是文化的同质性,使得它活力不够,排斥异己而趋于僵化。当一个空间之内,有不同的文化秩序同时并存的时候 ,那个地方就会比较自由而活跃 。比如布拉格 ,东正教、天主教、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的宗教混杂在一起。这种混杂,催生了文学艺术的繁荣。

  我同时想到了敖德萨 ,前苏联南部黑海边上的一个边缘城市,多民族、多文化、多语言、多信仰混杂在一起。那里有一个天才的小说家叫巴别尔 。作为犹太教徒的他 ,邻居有天主教徒、东正教徒、伊斯兰教徒等 。他从小就会说俄语 、英语 、法语和德语,也就是说,他大脑里有多个语言系统 ,一件事情可以用多种语言来表达 。蜂拥而至的多语言系统,丰富多样的表达的可能性,不同的价值系统的相遇,使得他一生都在表达上做减法,追求表达的有效和力度,使他成了一位简洁的大师。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缘,因为文化上的多样性、想象空间的自由度,很容易成为文学艺术创造的中心。

  文学艺术的发达,跟其他领域的发达所要求的条件是不一样的。有了基本条件,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就一定出大作家,一定有可能成为文学中心 。还要作家个人的才能支撑。文化背景、文化条件具备了,还需要个人才能的加持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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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阿 来:在边疆地区从事文化工作或者文学书写的人,有些时候对自身文化的价值没有信心。我们很少见到本土的一些文学书写,对本土的地理、历史、文化方面做过系统性的研究。大家老觉得文学就是一个字句的文本,在字句之外不用花那么多功夫 。文学就是把话说清楚,把话说准确,把话说生动,说得有点风格,就成了 。但作为一个边疆地区的人 ,我是谁 ?我从哪里来 ?要往哪里去 ?还有 ,对自己身处其中的世界的熟悉程度,都很成问题。我们本地的河怎么流的?湖怎么摆的?山怎么走的?这样基本的地方性知识,都未必能说得清楚。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,这是第一。

  第二,如今已经是全球化时代。我认为 ,文化全球化更早 ,至少新文化运动 ,就是中国人主动通过翻译进入文化全球化的结果。全球化带来了西方美学,一个新的美学规范,这对中国的叙事文学是有帮助的。中国的诗歌散文确实有非常优秀的、源远流长的传统,但我认为中国的叙事文学是不成熟的。现在,我们要进入世界文学,接纳西方的文学经验 ,跟世界联系起来。

  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两个问题,还在揣摩别人的想法 ,卖一点我们的风情和奇风异俗,把我们的名字后面加一个括号,标注上某一个民族来发表,恐怕是不行的 。在文化领域当中要少一点患得患失 ,要肯冒险 ,敢于探索。循规蹈矩是不行的。文学探索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语言探索。我们这么多独特的语言基因 ,往往不能转化到规范的中文当中。结果就是被中文规范掉,丧失掉语言价值。将独特的语言基因转移到汉语当中来,这中间存在着边缘语言与中心语言的博弈。

  前几年仓央嘉措和纳兰性德很流行。仓央嘉措的讨论 ,好的观点不多。而王国维先生在《人间词话》里 ,专门谈过纳兰性德。从宋到清几乎没有很好的词人,怎么突然出来一个纳兰性德?王国维先生说,因为他跟汉人不一样 ,他是满人,是自然之人。那时候刚入关不久,甚至还有野气 。所以他是以自然之眼观物,跳出了汉族的诗词传统 。所以他的词变成了一种具备新鲜感的东西。

  我到一个地方,经常会发现那个地方的语言经验已经不在了。有的作家就敢于把方言的表达 ,经过翻译,挪入到汉语中 。当然,你也不能不讲道理 ,原来的表达规范我们一概不理,那也不行 。今天有很多实验性的作家,故意把语言弄得很别扭。我们要善于把边缘语言当中的生活经验、美学感受,带到汉语写作当中来。然而我们总认为表达异域经验 ,就是表达异质性的生活景观。最后就变成对于风土人情的无节制的描写,甚至编造已经消失的异域风景。

  张 柠:我们在北京这样的中心城市 ,对于语言的使用已经很匮乏 。看上去语言很丰富似的,实际上有效的交流很少 ,或者说受阻 。很多基本的词汇,丧失了应有的语义 ,使得好的词汇本身失效,最终导致了词语的贫乏。特别是在表达真实情感方面,我们的语言真可以说是捉襟见肘 。传统意义上表达情感的词汇已经失效了,那该如何表达爱、恨、怜悯、同情、悲伤和喜悦?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,在发达中心城市,你费尽心思、绞尽脑汁都很难有效表达。这时候我看到阿来这样边疆的作家 ,写少数民族地区的故事 ,他们的语言特别直白,表达情感直截了当,而且有力 、有效。

  在发达地区 ,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频频受阻 。进入现代社会以来 ,世界在人心和人心之间设置了种种障碍,这个障碍就是金钱、商品、职务等等 。这个世界发明了太多新事物服务于我们的身体,服务于灵魂的事物却越来越少。人类文明发展 ,一方面积累了很多文明成果 ,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多代价。其中之一,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不直接了 ,人心与人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。

  边疆地区的写作者,相对而言他的心要简单、直接得多。像阿来刚才提到的仓央嘉措的情歌,读过的人都感动。他的修辞其实很简单,直截了当,非常直白,但是却能够直抵你的心灵。为什么边疆地区的作家作品前几年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亮点?就是这个原因。这是边疆地区的优势。那些前卫的小说家和诗人,探索得很费劲 ,也确实有才华,但是很多普通读者不能够领略,不能够读懂。他以为他的所有表达都可以抵达我们的心灵。其实不然,他只是陷在语言的自我搏斗中,这种搏斗跟普通人的关系不大。

  边疆同时具备文化上的优势,它的文化中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 ,这种不确定性给文学创造注入了很多的活力。我们要找到自身最内核的东西  ,一方面别人不可替代,它是独特性的;另一方面它可以分享,不是晦涩的、自说自话的,能够进入不同的空间 、不同的民族 、不同的语种。这样的艺术表达才是有效的。而分享的中介,就是大家彼此都可以懂得的语言。

  在多民族的中国 ,大家能够共享的语言就是现代汉语 ,因此要求你对现代汉语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。但同时,作为作家,你也要有破坏规则的能力和自信。你要把你们民族中活跃的、生长的 ,而汉语传统中业已枯萎的东西保留下来。 阿 来:照理说我们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地域当中 ,应该更容易了解本地、本民族文化有关的作品,但事实却不尽然 。抗战时期,一个叫顾彼得的俄国人写了一部《云南史料》 ,对当时的纳西生活进行了方方面面的书写。“纳西学之父”约瑟夫·洛克也详细研究过古代纳西文化。他写玉龙雪山的地理 ,写丽江各种宗教传播的情况,都是基于具体地理的考察 。今天我们进行文学书写的时候,没有具备他们那样的眼光和发现的能力。可以说他们已经创造了纳西地区的书写传统,而且是用非常现代的方式。我们要从中学到一些方法,了解他们关心什么、不关心什么,更要像他们那样真正了解、热爱当地文化。

  这就对我们这样的写作者提出了要求 。我自己刚开始写西藏那个地方 ,发现西藏除了喇嘛就是喇嘛,确实没有以现代方式书写西藏的传统。所以自己的写作有点开天辟地的感觉。汉族的知识分子历来是不太关心边疆的 。明代、清代来边疆做官的都是有文化的人,但是很少做实地调查 。他们不观察当地地理和动植物,也不研究少数民族生活习性。《云南史料丛刊》中有很多他们留下的史料,但很多篇幅是重复的,普遍对当地一些志怪的东西有兴趣,有点像纪晓岚写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样子 。实际的科学性考察几乎没有。几百年中 ,汉族知识分子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一直没有好好展开。西南联大时期也是这样。抗战迫不得已把这么一大批学者逼到边疆地带 ,实际是与少数民族发生关系的好机会。但是没有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关心、研究少数民族,都在聚精会神地做文章 。现在我们对少数民族最感兴趣的就是歌舞跟美食,这些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,只是蕾丝花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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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越是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本地人对自己的文化越要展开研究,同时要借鉴外国人的经验。李霖灿写玉龙雪山,标题就是三个词:雪山、圣府、喇嘛院。跟洛克、顾彼得比较 ,他的写作是很空的,就是中国的那种抒情散文,写玉龙雪山怎么皎洁、雄壮,而不是爬多少里到什么地方,某地区长了什么树,几月份下雪 ,几月份开花。没有这类的详细考据。当然,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的长处,但是在抒情的同时,付诸一点地理的、科学的知识,这些文化真实的东西,可能对书写是有帮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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